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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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0-11
ISBN:9787500404804
作者:[美] 孔飞力
页数:270页

内容概要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 美国著名汉学家。1933年9月9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50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CWoodraw Wilson)高级中学,同年考入哈佛大学。1959年获得硕士学位。师从费正清教授(John Fairbank)、史华慈教授(Benjanmin Schwartz)学习中国历史。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历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代表著作除本书外还有《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1990. 中译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99年出版,陈兼、刘昶译)、《现代中国的起源》(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California, 2002. 目前未见汉译)等。

书籍目录

前言·························································································· (1)
最新中文版序言 ········································································(1)
平装本序言 ················································································(1)
第一章 地方民兵和传统国家·················································(1)
第一节 近代史的时限·····················································(1)
第二节 国家民兵制度的历史重要性·····························(11)
第二章 1796-1850年间清代民兵政策的发展···················(37)
第一节 白莲教叛乱期间的地方管理问题····················(37)
第二节 太平天国叛乱前夕的清代民兵政策················(51)
第三章 中国南部和中部地方武装的结构····························(64)
第一节 地方组织的规模···············································(64)
第二节 地方组织的原则···············································(76)
第三节 团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94)
第四章 叛乱的发生和正统名流的组建武装······················(107)
第一节 从地方防御到帝国的防御:江忠源··············(107)
第二节 胡林翼创建‚亲兵‛ ·····································(120)
第三节 曾国藩和湘军·················································(139)
第四节 刘于浔和南昌防御·········································(156)
第五章 军事化的对应等级组织·········································(170)
第一节 正统的和异端的等级组织······························(170)
第二节 相互作用和一体化·········································(181)
第六章 民兵、国家和革命·················································(194)
第一节 太平天国叛乱的社会-战略问题··················(194)
第二节 传统国家的崩溃·············································(217)
参考书目················································································(233)

作者简介

19世纪中国发生了巨大变革。这本书从分析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制度入手,强调了中国地方名流的作用,论述了在其影响下的地方组建武装活动的形成和发展,并就此对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图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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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书评

 
 


精彩书评 (总计11条)

  •     这是孔飞力在20世纪60年代的著作。笔者可能在本科阶段阅读过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和著作,对本书论述太平天国与清朝官军的军事斗争并不感兴趣。笔者认为,孔飞力这本著作的最大学术价值是,作者怀疑中国历史的近代时期能够用鸦片战争这样的外部事件来划界,认为清王朝的衰落不同于旧秩序的衰落,中国旧秩序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早于1864年,即太平天国被扑灭的那一年。在20世纪后半期,孔飞力这个观点对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传统观点造成很大的挑战和冲击。原因有二:第一,他认为中国近代的转变有其内在逻辑,不仅仅是西方的外来因素。这样对其先师费正清所提出的“挑战——回应”理论产生冲击。第二,他从中国内部的底层因素去寻找近代中国转变的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发展的必然结果。概括地说,这是眼光的转移,即将研究近代中国的眼光转移至中国内部结构和下层社会。与《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那样,书的最后章节总会反映出孔飞力对当代中国的学术人文关怀。他指出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将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社会各层次名流的一体化是清朝体制战胜其内部敌人的关键因素。他进一步分析,抗战期间华北中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19世纪中期的正统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学术研究升华至对现世的人文关怀,这是学术大家深厚的功力。
  •     1. 国民党和南京政府在许多方面是现代化城市文化的产物。尽管有动听的政治词藻,说什么它的天然盟友是农村社会的有财有势的人,但是20世纪30年代行政史的材料说明,半现代化的南京政府常常被证明是农村名流的不速之客和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到30年代中期,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正在削弱农村小统治者的影响,剥夺他们的地方治安权,并将地方的治安置于正规的政府警察机构和遍布各地的保甲制的职权范围内。2. 早期的现代化主要是城市——特别是商埠——的一种现象,相对地说,中国农村未被波及。由于以城市为中心,现代化过程开始产生一批新的城市名流,他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与中国农村的问题完全利害一致。于是,现代化文化与现代以前的文化之间的差别有伴随着城乡之间的差别而出现的倾向。尽管新的城市名流在工业、政治、新闻和学术等现代的部门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但他们却越来越难以在中国行政的中心任务中发挥作用:从城市行政基地去治理主要是农村的社会。3. 晚清文人在国内叛乱的压力下能够把旧秩序凝聚在一起,似乎部分地是由于像曾国藩那样的高级官僚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城市和乡村两者的文化,并能用一条共同的价值观念链条把名流阶层束缚在一起。4. 地方自治不过是扩大了绅士已经掌握的征税、收租、建立民兵和治安的权限罢了。5. 地方自治与存在的绅权相结合的方式可以从所谓自治区的县以下的行政区的发展中得到启发,自治区通常简称为“区”。6. 清代发起人所理解的“自治”这一名词,既不是指代议制政府,也不是指地方自治。它只是“官治”的补充。朝廷的材料写道,地方自治无疑是立宪之根本,但它肯定“并非离官治而独立”。它将在官治的范围之内存在,只是去完成官治不能完成的任务。朝廷的意图自然是要明确正规的官僚界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即让前者控制一切实质性的职能,而只把余下的公务留给后者。7. 根据这一制度,朝廷提出地方名流将执行与教育、公共卫生、慈善救灾、公共工程以及其他事项(包括按惯例应由绅士管理的杂项事务)有关的任务,执行时都受到正式任命的官员的监督。这样就不与依靠绅士在地方一级执行日常行政这一传统做法的原则背道而弛。8. 旧的保甲长已经无用,因为他们既无官职,又无势力。但绅董虽非官员,却近于官,因此能成功地统治乡村。9. 这种倾向反映在许多县级官员的思想中,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英勇地行动,力图把团练有效地控制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做到这点的一个办法是,把团练作为一种保甲的军事化翻版和一种恢复地方治安登记和管理的手段来使用。这类企图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把团练降格而主要用于非军事方面,并征募较少的职业军去进行重大的战斗。10. 保甲旁落到地方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11. 19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华南和华中的团练制的兴起,是对叛乱失败后依然存在的局势的一种反应。地方盗匪活动、农民骚乱、虚弱和腐败的官僚集团,这些都是19世纪农村形势的长期不变的特征。12.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着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13. 因此,绅士们往往发现自己是地方的财产关系和社会现状的维护者。14. 最后,绅士还起着财富的拥有者、保护者和获取者的作用。15. 历史的、经济的和血缘的瓜葛在他的自我形象中注进了强烈的地方主义。16. 应把团练看作是反映团练的推行者(即地方绅士)多方面社会身份的一个多方面机构。绅士生活的特有的面貌来源于绅士为自己塑造的各种角色的综合。一个功名拥有者由于他的正式地位,是帝国的儒家体制的支柱,这个体制使他个人事业的目标得以实现,使他的法定特权得到加强。但是17. 因为政府的成功运转需要城乡之间稳定的行政关系。18. 在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19.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他们能够吸引众多无基业和被剥夺财产的人,但他们甚至不能表现出那种必要的策略性的容忍态度,以与本身也扎根于中国农村的地方异端集团形成稳定的共事关系。造成他们不肯妥协的政治空想主义的这些因素,还使他们在打天下时难以找到盟友。20.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一直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身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21. 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以太平军的社会关系22. 一个防御地方的复合组织,因为它内部的凝集力松散和缺乏共同的政治倾向性,会与已存在的秩序发生冲突。23. “堂”这一名称还可用来指一个氏族共有财产的管理团体。这类财产以支持氏族的仪式和教育活动的捐赠土地形式出现,通常以一个“堂”的名义登记。24. 在旧中国,“堂”这一字用于种类繁多的自愿组织,它们都是为了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堂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此字本身就含蓄地表示了它的高尚和崇高的目的,并与祭祖活动和民间宗教有关。25. 这些团练办的一支支民兵典型地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它们不是通过机动性和职业化,而是通过与附近其他团练的扩大的关系来取得地区的安全。26. 传统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倾向中的差别,并不一定与组织的规模和形式中的差别有关。于是,同一类的联系和同一级的组织既可以在正统的、绅士支配的教派的儒家文化中看到,也可以在形形色色异端的、秘密会社支配的教派的亚文化群中看到。27. 需要提供组织和经济救助的中心,用以代替天地会的会堂。南昌地方志(在刘于浔监督下编纂的)中的团练篇章的序言明确地说道,组建武装的目的首先是地方管理;这种地方管理主要不是强制统治的问题,而是率先取得农村人力的服役和效忠的问题。28. 在曾国藩手中,戚继光的组编方案于是变成了协调中央指挥中枢与大量效忠个人现象这两者的关系的一种手段。大量勇的队伍聚集到曾国藩指挥的联合体之中,提高到军事化的新水平,它们现在正与更大的战略目标联系起来,并通过曾国藩的官方关系与更富足的财政资助的来源相连接,所以能够参加远远超出省界的战斗。29. 在500人的营这一级上,效忠个人的意识特别强烈。30. 曾国藩所建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军官团;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则是私人门生形成的“门户”。31. 每一级的将领招募这一级直接下属的将领,这样就将军事指挥结构与原有的忠诚和报效的纽带连接起来。32. 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络系统。33. 指出对湘军结构最有影响的组织上的基本特色就足够了:(1)强调低层单位的训练和纪律,以及(2)依靠从班一级向上伸展到金字塔指挥顶端的效忠个人的网络系统。低层单位指挥者的关键作用与对个人地位的强调,都反映在戚34. 朝廷所寻求的不是促进新的军事计划,而是控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展开的组建武装的过程。35. 朝廷充分了解地方组建武装的过程在中国南部和中部正在加快,于是谋求加以控制,让第一流的地方名流——高品级的官员—绅士——加入负地方之责的网状系统。36. 除坚壁清野外,公认的万应灵药必然包括保甲。朝廷把团练和保甲看作类似的和互相补充的制度,在鼓励团练的同时也命令在整个帝国恢复保甲制度。37. 广义地说,“勇”这一名称习惯上是指任何非正规的以忠君为特征的兵力。因此,团练组织的民兵有时叫做“团勇”。但勇一般是指军事化水平较高的兵力,即指那些完全脱离他们的村社而依赖薪饷或掠夺财物过活的士兵。这样38. 在团练的官方模式中,团是从中征集民兵的登记和征兵单位。就军事组织方面来说,它与其说是作战单位,不如说是行政单位。在卢象升的规章中,团是与设防据点相联系的地方管理编制。对方积和严如熤来说,团与保紧密联系,并且重复了保的某些治安和监督职能。对所有这些官员来说,团主要是对地方防御和治安进行官方监督的形式。但是39. 因中国军事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而深感不安。问题不仅是无能:错误在于在特殊条件下将内地省份的驻军调去对付沿海威胁的做法。他写道,驻防军分散成小部队,以网状形式遍布各省,担负着支撑国家权力和抑制叛乱的使命。如果它们被调往别处对付突发情况,危险的裂口就会在地方控制网上出现。正是这样一个裂口(绿营兵部队被调出湖北去镇压湖南、贵州边界地区的苗族叛乱时造成的)使1796年的白莲教起义成为可能。40. 令人吃惊的中国人口的增加,随之而来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新的土地供给的实际枯竭,由分家造成的小财产所有者的没落以及他们的后代沦为债务人和佃农的情况:41. 这些不为社会所接受的群体不得不在制度以外,在各种非法途径中寻求活路,在异端形式——地方团伙、秘密会社团体、流动匪帮——中寻求社会依附。42. 很清楚,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才干是镇压叛乱所必需的。尽管经济问题日益增多,叛乱的影响日益扩大,历来居于支配地位的名流却仍然牢固地盘踞在中国农村。43. 团练”这一术语现在的含义最早是与卢象升的制度相联系的。44. 白莲教的策略也就是在地方村社中有交错联系的反叛组织的策略:以高度灵活的小队进行游击战,这些小队由周围的老百姓提供给养并通风报信。清军装备笨重,行动迟缓,并且缺乏地方支持,为了微小的成功要做出很大努力。45. 单纯为了地方治安和防御而把保甲用作民兵的基础,这的的确确符合周代政体的真正传统。地方官凭借他所指挥的征集而来的民兵,能够正常地履行他对地方秩序所负的责任,这是他只凭国家分配给的那批乌合之众的衙役所办不到的。46. 更为重要,它表现为通过户籍登记、互相监视和集体承担责任以控制地方社会。对不法行为和可疑人物的任何隐匿不报都意味着对保民的集体惩罚。47. 到了清代,保甲的治安和户籍登记的作用明显地占着主要地位。 作为征集民兵的行政基础和作为监视及互相负责的机构。48. 旧秩序衰落(不同于王朝的衰落)的开始时期不会早于1864年,即太平军叛乱被扑灭的那一年。49. 因为名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认为王朝和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并在镇压王朝的内部敌人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样,中国政府与其满族统治者才能够生存了下来。王朝因而能够度过19世纪中叶的危机而继续生存了近50年,这一事实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韧性和复原能力,更深一层说,显示了名流持续不变的能量和内聚性。50. 相比之下,“地方名流”缺乏前两部分人的社会特权和有力的社会关系,但仍然可以在乡村和集镇的社会中行使不可忽视的权力。51. 至少在满洲人征服期间,稳定的关键因素看来是传统名流(elite)的延续不断的权势。这一受过教育的有身份的群体,西方人惯常叫做“绅士”。52. 行政的过渡和朝代的承续既不根源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下层结构,也不长久地作用于下层结构。政权的兴起和衰落、国家事务中上层各派系的冲突,只不过是稳定深渊的表面波浪。53. 这里的“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54. 虽然清朝对1796至1804年白莲教叛乱的反应暴露了它的正规军的虚弱,并且提高了地方名流在民兵防务方面的能动性,可是使力量对比不利于中央控制的官办帝国军队而有利于在地方征募的私人非正规军的因素,主要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地方军事化。55.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到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56. 孔飞力在本书中的看法不同,他从中国内部事件引起的社会构造的变化来探究中国近代的起始。 归根结底,历史发展的分界点应该到社会的内部变化中去寻找。57. 地方权力旁落到名流——绅士之手的趋势,成了咸丰朝及以后农村中国的共同特征,其影响直至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行政和社会。作者认为,这标志着传统国家的崩溃,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再也不能按老的模式重建,58.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稳定延续的社会根源,在于王朝与地方名流——绅士间的协调,在于官僚和地方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能够以最低限度的纠纷来解决。
  •     一. 走向近代化“怎样区分清代统治的衰落和传统中国社会作为整体的衰落,可能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最感为难的问题”: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将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英国侵略者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开始遭到有意识的破坏,以此为开端引起外国侵略者群起瓜分和掠夺中国的狂潮。中国传统封建社会被动地加入到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正是1840年夏广州城外一声炮响炸醒了一头沉睡了几千年的狮子,尔后有识之士毅然为国难四处奔走以图唤起广大群众抵御外晦,才有一百多年后新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年俨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假如中国的大门没有被西方人打开,那么作为一个延续了两千年传承的封建国家体制,即使会因其腐朽衰落而崩溃,新政权的建立也只会在重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革。而这种“我们自己的分期研究的必要性”并不能改变作为外来势力入侵导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崩溃而不得不实行被动的近代化。事实上也只有外界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施压,才会使得封建政权自然更替因外来侵略者插足导致失败(如太平天国运动),从而建立全新的政权来应付近代化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社会“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恰当地说明“难以把推翻封建主义的主要作用归之于外界影响”不充足之处。作为史实,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才带给美洲古印第安人无尽的灾难,一群来自遥远欧洲的文明人掠夺了这片富饶的土地并蹂躏这里的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非洲、亚洲。二百五十多年后,中国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同样的待遇,西方殖民者在这场历时三百年近代化进程中所充当的角色,也必定不会被历史遗忘。孔飞力的差异性观点促使我们在了解以往王朝更替与清朝覆灭不同之处,同时思考了中国在世界近代化变革中自身为适应时代进行了社会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即使西方“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不再插手,那么,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本国王朝能否最终在旧有基础上建立新的政权?如果如我们刚才所提出的,政治制度的稳定性与有学问的名流的力量及内聚力密切相关,那么,很明显,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的问题就是,在 60 年代,传统名流控制国家事务是否仍能达到如此的程度,以至新的政权必须建立在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并反映其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会从早已被西方人捅破的那一扇窗户纸上看近代化的世界来实现改革。在中国庞杂封建体系中了解“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的原因,仅从政治军事方面加以理解显然是不充分的,但我们亦不妨从孔飞力的角度来窥视一下中国的封建士绅与基层组织结构。二. 基层组织的动摇清朝延续了历代统治者控制地方的政策,实行里甲、保甲双轨并行制。顺治十二年(1655年)谕令,“各布政使严伤该道府,责令州县,查照旧册,著落里甲,逐一清厘”(《清世祖实录》卷88)。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又颁布“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毋增毋减,永为定额。嗣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查明,另造册报(((清会典事例》卷58)。这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政策的实施和雍正初年的“摊丁入亩”等一系列赋税制度改革,保障了“顺庄法”实行,导致了里甲制度的解体。这样清廷是加强了对地方人口的控制和监督,丁入田制的后果是平民不再隐瞒家中人口,更便利了国家编制户籍,对提防叛乱者纠集平民起事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八旗绿营作为正规军事机构分布在全国各地目的在于防止管辖地的民间叛乱。尤其入关以后,清廷继续沿用以旗统兵的制度,将分为京营八旗和驻防八旗两种,直属於国家而不再归旗主私有,牛录、甲喇、固山各领兵官也都依次使用佐领、参领、都统等汉语称谓。其中京营八旗亦称禁旅八旗,分为郎卫和兵卫。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师。而分驻全国冲要城镇的驻防八旗,以畿辅、东北、内蒙古为最多,作为镇慑地方的武力,分由各地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八旗兵为世兵制,亦是清廷最可靠的主力军队。主要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绿营兵是参照明朝军卫制度改编和新招的汉兵。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因而得名。绿营仅有极少数驻京师,称巡捕营,隶属八旗步军营统领。其余分屯各省,依所辖地域之大小、远近、险要和人口的多少确定兵额,列汛分营,“以慎巡守,备徵调”。绿营兵以“镇”为基本单位,作为全国各大镇戍区的基础,设总兵1员,为镇的主将。在总兵之上设有提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各镇总兵;又有巡抚,其兼提督者有权节制各镇。在巡抚提督之上,又设总督,用以节制一省或数省区域内的巡抚、提督和总兵,为该区域的最高军事长官。这样严密谨慎的设置已经到达了历朝历代专制制度的顶峰。在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击败葛尔丹之后,清国力进入全盛时期,为此乾隆自诩为“十全皇帝”。而短短五十年内,白莲教、天地会、太平军、捻军竟能以庞大兵力相继迭起与清廷抗衡?孔飞力查阅详实的史料为大家揭开了清廷强盛背后基层组织不稳定的巨大隐患,以新角度切入到中国士绅名流在政治生活上的重要作用及对基层氏族的控制。而这类名流领袖正是在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功名的人中间产生。由于“氏族组织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因为氏族与村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农村中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发生地方间的械斗仇杀、防御侵略者洗劫或流寇盗贼就会形成以血缘氏族为纽带,联合附近的村庄组成“多个村庄的联盟我称之为复合团”的各种规模大小不一的地方武装组织。而“地方武装组织的基础单位是单个的村庄,中国农村最小的防御实体。”,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为壁垒,以富裕的市或镇的集市村社为中心,保卫他们自己的田地和氏族。与此同时,国家利用保甲制度通过对保甲首领的控制,以便于村庄的税收。对县一级以下行政单位的推举制度,造成对基层控制力度的不足,使得中央更加依赖于通过扶持地方士绅来收取税赋。清廷在“摊丁入亩”税制改革后,大笔税赋往往就集中到了拥有大批田地的士绅身上,由他们收来当地税赋上交朝廷。这样有民望、经济实力的士绅必然掌握了一个地方真正的经济权利,也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建制铸就了基层农村组织极不稳定性。当这些士绅们所处氏族村庄发生诸如以上仇杀、洗劫的危险时,就会自下而上为提高地方防御性质模式组建成付诸于军事化的“团”或“复合团”。它们与官僚政治部门之间的关系就非常微妙,两者都在实践基础上形成,官方(如保甲制度)所谋求的只不过是使已经存在的农村组织规模官僚化和标准化而已。地方才真正出于对自身实际而组成。在我国南部和中部(广东、福建等),如升平社学。孔飞力认为“社通常以市镇为中心”,设立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其任务包括“筹集大笔资金和雇佣一支军事化水平高于村庄民兵的雇佣部队”,由更高一级的地方士绅们领导。“团作为绅士支配的组织介入税收机构”其目的除了反抗官吏对之沉重剥削之外,也使的绅士已经僭取的相当大的地方税收权力合法化。这种在清王朝后期打击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民兵组织,其前身并不能为官方承认,官方对团练筹集资金的无政府趋势感到担心。但叛乱兴起席卷地方村庄时,国家正规军队并不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控制,这又促使了地方民兵武装的产生,成熟,继而尾大不掉。三. 叛乱的发生与团练在汉末就出现以宗教信仰这种方式组织社会团体进行政治活动。184年(甲子年),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纠集信众席卷中原。黄巾起义即以中国土生土长太平道的宗教思想来组织群众,但很快被汉末地方势力镇压,尔后中国进入长期分裂割据。1600多年后,发生在清王朝中后期白莲教徒的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中国传统底层人民以宗教信仰对抗统治者的反映之一。历代王朝末,当社会矛盾激化时生活在阶级底层的人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迭立新的王朝。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假借“弥勒下生”组织信徒。盛行于元、明、清。教派名目繁多,教内等级森严。后被用为农民起义的组织工具。显然是潜伏在清王朝身边一支古老的民间秘密宗教团体,因此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将白莲教叛乱视为意料之中的事。明朝便是在其帮助下建立的,以至连朱元璋“本人可能也是这个教派的一名成员”。但它后来连同其异端组织一道被明朝加以禁止。使得“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放弃公开的政治口号而作为一种允诺解救个人和治疗疾病的乡村信仰存留了下来。尽管在明清时期受到毫不放松的迫害,这个会社还是幸存了下来,到了 18 世纪中叶再度进入活跃阶段。”,但清王朝并不能有效地解除白莲教对地方统治造成的威胁。“甚至可以说,民众叛乱完全超出了正规军队力所能及的范围: 贼皆吾民也。非如引部番夷,疆域可以界限,衣服语言可以鉴别。”以至于新的“地方防御及管理体制的出现”:卢象升(1600-1639)所建立的“团”在“坚壁清野”的策略下成为标准的行政方法。这就是清王朝“团练”最早的表现一种形式。这种办法因取得实际的成果而被各地方效法,但中央对此类建议并不热心,担心这种激进的方案带来分裂的副作用。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央权利确实因地方团练兴起而下落。由于正规军战斗力的削弱,清王朝又不得不依靠于地方性武装来对付白莲教的叛乱。这也为后来太平天国叛乱时期积累了经验教训。但由汉人建立的地方团练,却被清满洲贵族们所忌惮,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在19世纪初期的衰落。湘军、淮军的崛起证明了历朝末年农民起义必然导致地方势力迅速成长并会削弱中央权利造成分裂割据局面。这一直以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重要原因:县以下基层自治制度的极具不稳定性。孔飞力认为“旧中国,有人如果想通过叛乱来夺取政权,似乎需要三个必要条件:(1)叛乱集团必须破坏或吸收执政政权的武装力量;(2)它必须夺取帝国的从县直至京师的行政城市,从而据有经济和交通的中心以及政治合法性的象征;(3)它必须建立对农村地区的控制,以确保那里正常的生产力和兵源。”也就是说代表正统的“团”和代表异端的“堂”都具有以上三个必要条件,两者之间的基本结构充满相似性。作为一个基层首领对正统或异端是极其模糊而摇摆不定的,如湖南浏阳周国虞,“他为自己捐了一顶从九品的顶戴,刚好沾上了地方名流的边。他还是天地会的成员。他在 1834 至 1835年创立了征义堂,这是天地会的一个地方分会。”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朝代更迭充斥着本质的弱点:中央对基层组织控制的不稳定性。一个王朝从建立、繁荣直到衰落,这种危险性就伴随始终并会延续到下一个王朝。但农民组织在反抗封建王朝时往往被地方士绅利用进而夺取政权,这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触系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 仕而优则学”的道理。中国人长久以来唯“强大军事力量”所征服而鱼死网破的气质,与西方政治上讲究妥协的思想不同,不得不引起人们深思。四.士绅、入侵者、新政权团练制度,在19世纪中叶发展的过程中 “处于政府法规的限制之下,但又受地方实践的多变的、无法规可循的需要的制约。我们现在必须考查的是地方武装的实践。”这些团体的建立由地方士绅所领导并付诸于军事化防御的。同时,这也是中央政府军事力量难以触及的区域之一,如果在此类地方发生叛乱,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八旗绿营非但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反而会因其进入地方州县鼓捣引起群众愤怒倒向叛乱者。据白莲教和天地会的成员以中下层贫农为主的情况,组织团练已成为清廷镇压叛乱的主要手段。而且,当其中某个村庄遭受攻击时,它们会坚固地联系在一起进行防卫。像这些复合团在19世纪中后期得到了扩大,甚至到了以县为单位或一个省。“随着 19 世纪中叶的社会危机把中国推向内战,地方组建武装的步伐加快了。”1836年新宁地区发生的叛乱,充分说明了掌握地方平民势力的重要性。1844年地方士绅江忠源于从北京抵达新宁,面对局势聚集氏族势力加入防御体系,用来组织抵抗雷再浩及其追随者们。这样一种以拉拢民众来压制对方取得胜利的方式,使基层村庄组织成为双方首要考虑的重要问题。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经过层层递进组成了以“名流”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随着太平军势力的扩大,曾国藩又联合江西刘于浔和门生李鸿章于1862年组建的淮军等形成一支南方各省联合的士绅武装力量。1856年,太平军内部发生内讧:北王韦昌辉奉密诏率军回京诛杀东王杨秀清,东王府内数千男女被杀尽。其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杀异己。下令捉拿翼王石达开未果,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讨伐,北王韦昌辉情急之下攻击天王府不成被杀,燕王秦日纲及陈承瑢不久亦被处死。1857年,天王洪秀全因提防翼王石达开而迫其出走。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天平天国运动由盛到衰的重大转折点。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城破并惨遭屠杀,至此天平天国运动在清军、地方团练和外国势力联合剿杀下彻底失败。作为一次传统农民起义在历史舞台上演失败后,本应该发生的是地方势力为争权夺利直至新政权的建立。但是近代中国在清王朝灭亡后,封建政权却遭到人们唾弃解体而从此无法在中国立足。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国家的崩溃”。按照孔飞力本书中将中国“传统国家的崩溃”归因于内部基层结构遭到破坏发生变质。那么新政权就应该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得以重建才符合常规,以延续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的专制制度。但实际上,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遭到全国上下唾弃而失败,有力地证明了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已经对“传统帝制”非常反感。这种发自大范围人们内心的反感在1840年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是西方入侵者们用船坚利炮打开中国大门进行不平等贸易后吹进的“舶来品”。 正如美洲、非洲一样,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在受到西方人侵略后其内部结构“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不得不发生质变。不得不说近代的中国整个民族像一个人垂死挣扎而谋求作为生存的最后权利。而这种被动的与以往王朝更替不一样结构破坏却是为适应时代应运而生。

精彩短评 (总计50条)

  •     看的是90年的版本。最后一句点睛之笔,看了过瘾。大神就是能从材料中解构出一个制度的变化…
  •     美国汉学家作品。2016-4-30
  •     失败的地方叛乱,导致了地方军事集团的兴起。对这一个简单逻辑的深度挖掘。
  •     翻到最后似乎略微感受到一点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再版的原因了……
  •     又读了一本孔先生的书,让我对中国的历史有了一个更深层的解读。中国的即使就要从中国的身上来发现,外来的冲击最终还是要在中国身上体现出来。中国的绅士阶层才是中国最广大的通知基础,要是想改变中国,那么就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把所有的阶层都联系起来,与乡绅争夺农村的控制权。
  •     地方军事化(团练兴起---太平天国)----中央权力萎缩;*稳定的政治制度:王朝和地方士绅的协同;太平天国灭亡(内部事件)为近代史开端;延续下来的士绅传统;氏族血缘与地方武装,械斗;资金来源:农业、商业税;戚继光军事思想的影响;事件:白莲教、太平天国;曾国藩;传统士绅与农村的紧密联系,近代知识分子---农村的反面
  •     百虑无遗是孔家飞力。。。
  •     复印版看得我快吐了
  •     汉学界”从中国发现历史“的重要著作,以地方军事化为切入点,其实讨论的是十八世纪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同心巢穴“形式与”流动商贩“形式对地方流动的分类理论价值极高。
  •     孔飞力,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写出这样的中国历史,叹为观止。
  •     也许是翻译问题??中国的乡绅阶层,广泛,深刻,自主权大,却一直被我忽视。
  •     联合的翻译毁了可能是一部很好的书
  •     从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衰落与近代社会的开端,分析入微、解剖入理。
  •     清末地方名流绅士掌控下的武装崛起实际上是大一统时期中华帝国政府权力长期无法渗入乡村层面的必然结果。只不过在清朝由于人口增加以及经济竞争加剧而最终爆发了。清末的地方叛乱,尤其太平天国运动则成为了最后一把柴火。晚清叛乱中政府军的腐败无能使得原本就掌握一定地方权力(且依于长期尚武械斗的宗族势力)绅士名流开始建立武装团练来保卫地区安全,而太平天国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流凭借其训练有素的“亲兵”成为了帝国最为有力的平乱武装,而通过书院系统与乡亲关系所建立的网络也使地方名流成为了晚清重要的政治力量,也塑造了清末民初中央地方的权力面貌。然现代化进程最终割裂了乡村与城市名流群体的联系,封死了重建中国政体的传统路线,基于城市的民国政权又回到失控乡村的状态,直到1949,此为本书最受用之点。
  •     地方军事化是否意味着传统文明的衰败,导致从文明内部出现了历史发展的分界点,而不是受外部冲击?这恐怕过于低估了中国历史的惯性。
  •     kindle
  •     本书从中国地方性的组织这一主题切入,着重探讨了地方性组织的军事化过程和对社会的影响。作者着力指出了农村名流和绅士在连接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枢纽作用以及维持地方秩序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正是绅士的重要地位,以及晚晴以来社会局势的变化,促成了团社和保甲的融合,而清政府则试图通过团社的合法性,将这些团社纳入到官僚政治的轨道,以确保对它们的控制。
  •     总觉得可以探讨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     1796–1864年地方军事化的演变历程。内容过于专业,翻译一般。
  •     地方名流(绅士)与地方军事化(保甲团练)
  •     不愧代表作。不太熟悉19世纪地方微观结构的,啃起来会有不能融会贯通的地方。在未能建立现代军事制度的情况下,如何与低水平军事化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做交易,是帝国晚期延续统治的关键,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也难怪海外近代史学人很多会再去研究民国。
  •     社会史
  •     不错~
  •     孔教授这本书写的有点深,不容易读懂。但是基本的框架还是明白了
  •     严谨,所以读起来很艰难,但是读完之后,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很透彻。上承太平天国,下至国民政府,地方自治从崛起到衰落,直到被tg彻底瓦解。某种意义上,像是对“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性解读。
  •     回看少作,发现孔飞力的写作一以贯之,始终盯着乡村结构和士绅阶层,以为这是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命脉。晚清之后的乡村和乡绅如何解体,似乎是更有意思的问题
  •     草草撸过
  •     再看一遍
  •     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与恒产者为一端,会党与流民为另一端,这两股势力为争夺国家控制权始终在角力,哪一方成功取决于能否满足大众的基本物质生理需求。当今则恐怕就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能解决社会问题了吧?
  •     这本应该结合参照中国革命史。尤其推荐将逆反思考等同于独立思考的同学和果粉小清新打脸。
  •     极其痛苦、断断续续地看了一星期(又从英文版倒戈来中文版)。感觉题目有一定的混淆性:其实史料功夫不在于“叛乱”,而在团练(或说地方名流组织的正统武装势力,即“敌人”)的地方基础。总论述应该是团练扩大了地方名流的(军事)势力,而这也是晚清灭亡的内生社会体现之一(而非仅仅因为外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近代史)。读的全过程思维都在不断开岔,实在不能习惯稳扎稳打、关注事实本身、关注点随时随史料游移、并无大论点也不迫切寻求论述的方向的历史学研究。着实有优秀博士论文的功力,感受得到那种生猛持续地咀嚼参差史料的静默力道,揉出对外行读者而言仍待打磨、难以消化的大物件。迫切掩卷点“已读”来看豆瓣点评/读书笔记了。和阅读裴宜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     土豪养成史#怀念孔老,回京之前把所有在读消灭了#
  •     资料精炼,旁征博引。
  •     喜欢这种研究做学问式的通俗书,让历史门外汉也能大概探个门路,可惜先生已逝
  •     个人觉得不错,特别喜欢关于地方绅权与军事化的扩张的那一段论述。不过专业课老师表示,关于近代分期的观点看看就成,成不了主流,因为可供支撑的论据还是少了点
  •     席卷半个国度的一场叛乱,帝国崩溃的先兆。正规军队已经衰弱到无能为力,只能默认地方势力的崛起,以异端去对付异端,不管谁输谁赢,最后胜利的都是异端。新的时代即将开始~
  •     在研究视角及其得出结论的开创性方面,我对本书的偏爱,甚至超越了《叫魂》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     在“叛乱”与“秩序”的大背景下,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转型以一个极为激烈的方式呈现。本书适合专业人士,不适合普通读者。
  •     虽然孔的行文读起来时常有些费劲,不过还是很有启发,角度和观点常常有耳目一新之感。
  •     团练是民国军阀割据的先声,它在事实上挽救了清政府,但同时也埋下了引爆王朝崩溃的信捻。本书对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很有裨益。
  •     很有启发
  •     主要在讲太平天国时期乡绅与民兵组织的兴起,以及中央政府对其进行定位,将其纳入自己军事体系的努力。此时的民兵组织:团练、勇、军往往被要求保持低军事化,并与地方防务密切联系。而在更高层组织的带有团练名义的地方军队,虽然在组织与士兵来源上带有团练色彩,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最初内保的目的,并由官方大员紧密掌控。凭借团练的组织,地方士绅最终开始分享地方的自卫与部分行政权。
  •     到处冒出天地会觉得好违和……翻译腔很重,都是长句子,读着容易走心。总的来说不错。
  •     该书从基层分析了天朝之崩溃,有力反击了西方彼时主流的冲击回应论。但是全书主旨较为不清晰,不好提炼
  •     从地方军事化角度切入研究晚清很具启发性
  •     提醒我的一点倒是南明抗清的寨和堡们在清末被再活化利用了.
  •     抗日战争期间共党领导下的地方军事化结构同19世纪团练保甲等军事结构的相似;绅权的衰落是否标志着新旧中国隔阂的形成;南方多地遗留的土堡城寨或可追溯到乾嘉时期各地烽起的镇压白莲教行动;民间秘密结社形成的“堂”与福建客家家族的“堂”有无关联?
  •     411
  •     整体角度偏中观,当时的社会架构了解得越多,越能明白中国式政治在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意犹未尽的绅权与皇权关系的探讨,在《叫魂》里有更多涉及。
  •     没啥太大意思,民间军事力量的演变,政府在强盛时控制强有力的武力,不需民间的武装如团练等,同时警惕民间武装的形成;但正规的军队腐化,没有战斗力,为保住王朝的存在,清陷入依靠还是限制民间武装的两难,如湘军,是否会尾大难掉,或者完全取而代之,湘军的前期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最终是正规军的彻底失败,才有湘军崛起的可能。后来的历史确实也证实地方督抚的话语权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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